我在德国有一个妈妈，她叫丽丝（Liesel G）。

    说起丽丝妈妈，有一段美好而动人的记忆。那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大家都知道那年的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国的一段历史事件。也正是在这个多事时期我随中国园林建设公司来到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 a.M.）承建中国园林，也正是在这个多事时期我认识了慈祥的丽丝妈妈。

    由于发生在中国的那场事件，我们在德国的中国人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尤其是德国媒体的注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心一意地完成建设任务，法兰克福市政园林局和工程建筑领导小组建议参加建设的所有中国建设工程人员不要随意外出。我们的驻地是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10公里以外的里德森林住宅区。住在这里的德国人，多数是法兰克福市的公务员。这里有住宅，还有配套的社区园林和鸟禽园，供住在这里的德国人租用，养花种菜，饲鸟养禽。下班后和休息日，我们这些“老外”除了搞搞个人卫生，就是在森林里散散步。这种近乎封闭的生活，久而久之让我们感到十分无聊。恰在此时我认识了与我们一墙之隔花园的主人盖纳夫妇，男的叫福里茨（Fritz G），女的就是丽丝。

    福里茨已经退休，退休前是市交通局工程师，丽丝尚在工作，是市警察局交通处处长。两人为再婚，共有二女三男，子女分别住在法兰克福市和邻近城市。老两口对中国的感情源于他们的一个女婿在中国南京扬子石化当专家。女儿也曾陪丈夫在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看到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人，自然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近了许多，我的家乡在南京，又没有语言障碍，使我们的距离就更近了。

    德国人的花园是在一片绿地上建造的，分成几十个小花园租给小区和附近的居民。一个花园就是一个自发的民间协会，有协会的办公室、负责人（大家推举）、章程、会徽和节日。自家的小花园几乎是每个租赁人的第二个家，养花种菜不是自家吃，而是修身养性，娱乐健身而已；有时也用园子里收获的草莓、覆盆子、李子等制成各种酱供自家、邻里和亲朋好友们品尝。每家都在各自的小花园里建一个简易房，里面应有尽有：炉灶、冰箱、酒窖、桌椅板凳、锅碗瓢勺。春夏秋季，平时大家在花园里劳作，晚上和节假日在花园里休息、聊天、品酒甚至用餐。

    我与盖纳夫妇的关系开始是在客气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一件不经意的小事拉近了我与他们的关系。在我29岁生日那天，我们的邮箱里放着一个小包裹，上面写着“正”收。打开一看，是一张生日贺卡和一瓶香水。我感到很意外，他们是从哪里知道我的生日呢。不管怎样，我的确很意外，但更多的是感动。慢慢地，我与盖纳夫妇之间的关系近了，我成了他们家和花园里的常客。我们一起聊天、品酒，介绍各自国家的趣闻和感受。工程结束即将离开德国的前期，他们特地请我去吃饭，品尝他们特意为我烹制的中国菜。之后丽丝深情地对我说，正，今后再有机会来德国，记住这里有你的家，你不用住在旅馆里，可以在任何时候住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把你视作我们的第六个孩子，一个中国儿子。我们也会去中国看你的。

    我有了一个德国父母，特别是一个爱我的德国妈妈。

    回国后，我们书信往来，从不间断，母子之情，绵绵缠绕。两年后他们终于来到中国，除了参加旅行团组织的参观外，他们留出去看京剧的宝贵机会与他们的中国儿子家庭聚会。我们在一起品尝烤鸭，叙述分别的思念。我不忍他们因为与我的见面，失去观赏中国国粹的机会。他们却说，他们一定还会来中国，而且仔细地规划着下次中国旅行的安排。没想到，这个计划成为永久的遗憾。

    丽丝妈妈特别喜欢中国茶文化。每次去德国，她总是希望我们给她带一些中国绿茶。如逢她的生日或圣诞节，她特别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套中国的陶瓷茶具：“薄的，白的，带碎花的”。她对中国茶的喜爱，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在她经过癌症手术之后，也不忘告诉我们，给她稍一些新鲜的绿茶去，因为它可以“抑制癌细胞”。

    记得我们最为难忘的分手是在1998年6月。那时我已得到公司调我回国工作的指示。6月12日，是福里茨70岁生日。我们这些孩子们决定大办一场。大女儿是开花店的，她为父亲准备了70朵紫玫瑰；大儿子为父亲邀请了苏格兰风笛演奏员，因为父亲曾在英国工作过；其他孩子们赶着排练由二儿子和小女儿专门为父亲谱写的歌曲，歌词是将父亲曾经遇到的一些经历和笑话组成的。生日是在花园协会的办公室举行的。那天来了三、四十祝寿的人。一切进行的很顺利，很热闹，也很感人。散会后，大家纷纷道别，各自返回。我们也准备返回汉堡。这是发现丽丝妈妈不在花园。我很纳闷。福里茨过来告诉我，丽丝心情不太好，有些激动，她会过来送我们的。这时我看见丽丝红着眼睛、带着微笑朝我们走来。我们相互道别，可谁知刚说“再见”，丽丝妈妈就泣不成声，在我们反复劝说下，她才调整了情绪，说2000年一定去中国看望我们。

    1999年10月，我出差去德国，我们又高兴地见面了。我仍然住在丽丝妈妈的家里。一天早晨起床，福里茨告诉我丽丝胃痛了一夜没睡好，原打算陪我去看“我的孩子”（他们将我1989年参与建造的中国园称为“我的孩子”，每次来德国法兰克福，我都要去看看）去不了了，他们要去看医生。

    2000年春节前后，我忽然接到福里茨的电话，他哭着告诉我，丽丝得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了。从此我的心一直挂念着丽丝妈妈的病。而我得到的几乎都是好消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医生建议去疗养”，“化疗后头发又长出很多”，“我们有可能在北京相聚”等等。我们盼望着，期待着。然而，2003年1月16日，当我打开我的邮箱，看到一个带有黑色十字架的邮件：“我们的好妈妈丽丝于2003年1月13日因患癌症不治去世”，顿时眼泪涌满我的眼眶。丽丝妈妈与我们的深情厚谊，点点滴滴浮现眼前，由于我们相隔千山万水无法到妈妈的墓前拜祭，只能将满腔的悲哀化作素稿一篇，以纪念我的哀思：

    “异国传来噩信息，他乡儿郎痛流涕。当年孤身劳海外，相识胜似母怜子。遥想玫园挥泪别，切切关怀铭心记。隔山长啸哭慈母，来年执菊祭故地。”

                                  
文/崔正，
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