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攻陷的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苏联士兵将锤子和镰刀红旗插在国会大厦的屋顶上。这是二战中最著名的几张照片之一，见证了盟国的胜利和纳粹政权的末日。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张照片曾经被修改过，如果按照新闻照片的标准来看，这显然是一张有“造假”行为的照片。这张著名照片的拍摄者叶甫盖尼-哈尔岱（Yevgeny Khaldei）在60多年后叙述了拍摄和修改这张照片的经过。（右下图：与该照片同时拍摄的未经修改的图片；左下图：公众最终看到的，经过修改的照片。）
那是1945年5月2日的早上，当时苏军已经攻占了柏林。他前往柏林市中心的国会大厦。三个钟头前德国柏林城防总司令宣布投降。那时叶甫盖尼-哈尔岱手里有一台德国产的莱卡相机和一面苏联国旗。
当时这名28岁的摄影师还是一位海军少尉。他在燃烧着国会大厦前，对一个年轻的小同志示意，让他站到屋顶上去，拿着旗帜摆一个姿势。然后还有2名红军战士也站了过去。
哈尔岱拍了整整一个胶卷，共36张照片。其中的一张记录了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印象之一，它成为德国和俄罗斯的共同记忆，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
战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哈尔岱由于犹太人的出身而备受歧视，并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直到1991年，柏林艺术家恩斯特-福兰德（Ernst Volland）偶然来到莫斯科，发现了他的作品，并将其登载一本书上。上周末——二战结束纪念日，5月8日于柏林格鲁皮斯大楼（Berliner Gropius-Bau）将为这名20世纪最重要的苏联摄影记者举办一个纪念展览。
该展览将全面展示前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全过程。从苏军解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奥地利，一直到柏林的陷落、波茨坦协定的签署和纽伦堡审判。另外还有一些记录前苏联在二战前后的日常生活的照片。
哈尔岱并不是开山立派的摄影家，而是记录历史重要时刻的摄影师。60多年来他有许多出色的作品，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最出名的作品却并非原版，并为此备受指责。筹划人福兰德还将这个关于这张著名照片的故事收录在一本小书中，以便后来人能重建当时的真实情景。
（右上图：手表被处理前的图片 左上图：处理后的图片）
拍摄了国会大厦之后，哈尔岱就在当天夜里乘飞机返回了莫斯科。当1945年5月13日，这张照片首次在工会杂志《Ogonjok》上刊登出来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细节被处理了。原始照片中，位于插旗的红军下方的那个苏联军官，居然两只手腕上都戴了一块手表。红军攻陷柏林后，很多士兵都参与到了抢劫之中。为了维护红军士兵的形象，哈尔岱对照片做出了处理。在底片上，他用针将那名军官右手上的手表剔除。
在照片的下一个版本中，背景的天空中多了几处大火的后的烟雾。而在该照片的最终版本中，原本破旧红旗变得崭新。
1945年5月1日和2日，至少还有其它3名苏联军方摄影师在国会大厦拍摄了持旗的士兵，但只有哈尔岱的作品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但对于照片作假的问题，哈尔岱只是含糊其词的说：“那是一张很好的照片，很有历史意义。请问下一个问题。”
正义一方的宣传员
哈尔岱表示自己当时投身于一场正义的战争中，抵抗希特勒和侵犯其家乡的德国入侵者，并且认为自己正义一方的宣传员。1997年10月，他说：“我可以原谅德国人，但是我不会忘记。”他的父亲和三个姐妹被德军杀害。
哈尔岱出生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Donezk），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即1917年，，母亲和祖父就在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丧生。他自己也受伤了。“在我的护照上，标注着我的犹太人身份”，而这就是你遭受苦难的根源。
在1948年被苏联国家新闻通讯社塔斯社（Tass）解雇之前，哈尔岱的上司就批评他“受教育水平”低和没有“政治觉悟”。而哈尔岱认为“真实的原因是，我是一个犹太人。”
他的照片不但得到了他苏联同行的认可，而且也得到了美国著名摄影师，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安德烈-里德曼-阿里亚斯-罗伯特-卡帕（Endre Friedmann alias Robert Capa）的高度评价，后者是2战中美国最好的战地摄影师。两人相见恨晚，卡帕还送给哈尔岱一架快速出片照相机。
哈尔岱表示，照相对他来说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尽管已经他年岁已高，仍然对摄影充满激情。研究摄影的历史学家称他为“俄罗斯的卡帕”。现在他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个一居室中，这里也同时是他冲洗照片的暗房。有一次通过出书和展览，哈尔岱得到1万马克的奖金，他毫不犹豫的就购买了一台禄莱（Rollei）照相机。对此，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相机的青睐：“我这辈子都还没有过这样好的照像机。”
